【研究】居民归属感、邻里交往和社区参与的机制分析 ——以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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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于琪（1988- ）,女，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巴特雷特建筑环境学院城市规划系，博士研究生

刘晔(1986- )，男，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东省城市化与地理环境空间模拟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志刚（1976-），男，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刊载：

刘于琪，刘晔*，李志刚. 城中村改造背景下的居民归属感、邻里交往和社区参与研究——以广州为例，城市规划，2017，41(9)：38-47.

版权说明：感谢作者授权发布，如有转载等事宜，请联系原作者。

【摘要】

　　当前各地城市出现大量城中村改造项目，城中村居民的社会融合问题备受关注。基于2010-2013年广州典型城中村和复建房社区的问卷数据，主要采用计量研究方法，探讨改造对居民归属感、邻里交往和社区参与的作用机制。实证表明，改造对居民社区情感有重要影响，正全面重塑其影响机制：复建房社区的归属感远高于城中村社区，其归属感主要受“居住满意度”影响；邻里熟悉度主要受“与未成年子女同住”、“教育程度”和“居住年限”等因素影响；邻里互助主要受“人均家庭收入”影响；而社区参与度则主要受“户籍”影响。此外，复建房社区中的社区归属感、邻里熟悉和邻里互助三者和社区参与的相互作用力有所减弱。本文指出，城中村改造的后续工作应把重点置于复建房社区内各群体的社区融合之上，着力培育社区情感。

【关键词】

城中村改造；复建房社区；社区归属感；邻里交往；社区参与；社区融合；广州

1 引言

　　近年来，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启动城中村改造项目，在提升物质环境的同时带来社会空间重构[1-5]。已有的城中村改造研究成果颇丰，但多局限于物质更新、利益均衡和产权分配等维度[6-12]，较少从人的角度剖析城中村原住民在思维观念、行为态度和社会交往等方面的转变，以及就复建房社区内居民的社区情感与社区融合问题的讨论。因此，本文将以广州为例，分析城中村和复建房社区居民归属感、邻里交往和社区参与的现状与机制，以此探讨改造对居民社区融合所带来的影响。

　　面对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性的剧烈冲击，西方诸国（尤其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一直保持和维系着对“传统社区”的乡愁，“社区情感”主题之下的社区归属感、邻里交往和社区参与问题自然成为西方学者研究城市社区的关键点[13-16]。具体而言，社区归属感（Community Attachment）是居民对所处社区的情感联系，社区归属感越强的人越渴望融入到所居住的社区[13, 14, 17, 18]。研究表明，女性、已婚者、高学历人士以及产权所有者拥有更强烈的社区归属感[14, 19-23]。邻里交往（Neighborly Interaction）是指社区居民相互间的日常联系，居民可藉由邻里交往获得功利性和情感性的社会支持[24-26]。邻里交往的强弱由家庭特征[23]、社会经济地位[21, 23]和居住年限[14, 21, 23]等因素所影响。社区参与（Community Participation）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 34 44428 34 15232 0 0 3558 0 0:00:12 0:00:04 0:00:08 3558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管理，增进社区福利的行为和过程[13, 27]。社区参与分为正式参与和非正式参与：正式参与是指居民直接参与社区管治，并在社区事务中行使决策权；非正式参与的范围较广，一切增进社区福利的集体性活动皆可称为非正式参与[19]。研究显示，男性、年龄、受教育程度、房屋所有权和居住年限与社区参与度呈高度正相关[13, 28]。此外，社区归属感、邻里交往和社区参与三者相互影响，紧密联系[13, 19, 21, 28]。例如，刘易斯（Lewis）[16]和甘斯（Gans）[15]对美国少数族裔聚区的研究发现：居民紧密的邻里关系加深了社区归属感；卡萨达（Kasarda）[14]对英国英格兰传统居住区研究发现：居民在社区里的朋友越多社区归属感越强；德克（Dekker）[13]对荷兰海牙和乌得勒支贫困社区的研究发现：居民的社区归属感越强、邻里交往越密切，其社区参与的积极性也越强。因此，居民之间的交往越多，就越可能共享情感，而共享情感越多，就越可能建立长期稳定的邻里关系并积极投入到社区事务中[29]。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城市社区面临剧烈的转型与重构[4, 30-33]。空间重构与社会转型紧密相关、相互促进。传统的街坊和单位社区开始瓦解，商品房、保障房等新型社区大量涌现[33, 34]。城市居住空间开始分异[35]，社区内部同质化、匿名化[26, 33, 35]，社区服务商品化[33, 34]，社区人员流动性增强[25]，基层社会管理缺位[36]。与此相对应的，邻里关系淡薄，社区感丧失，社会活动个人化，以及社区凝聚力渐趋缺乏[25, 37]。福利斯特（Forrest）和叶（Yip）[37]的研究发现，社区邻里关系随住房商品化和职住分离而疏远。黎熙元和陈福平[25]认为，由于邻里关系淡薄，商品房居民的社区认同和社区参与程度处于较低水平。朱（Zhu）等[34]则发现，尽管邻里关系较弱，商品房社区居民却拥有较为强烈的社区归属感，其优越的居住环境和便利的生活设施提高了居民的归属感。然而，作为政府、市场和村集体等多方力量博弈的产物[38-41]，复建房社区和一般商品房社区无论在社区建设过程，还是在人口构成和社区管治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区别，值得深究。因此，本文将以广州为例，对城中村和猎德复建房社区开展实地调研，力图解答以下问题：城中村和复建房社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邻里交往和社区参与现状如何？主要影响因素分别有哪些？改造对居民的社区融合有何影响？

2 研究设计

　　本文数据源于在广州开展的两轮问卷调查。首先，调查组根据广州市138条城中村的区位条件、发展历史和社会经济状况，随机选取24条尚未开始改造的城中村，于2010年11月-12月期间开展调查，以获取广州市城中村总体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其次，调查组于2013年3月进入猎德社区——广州市当时唯一一个已实现全面回迁的大型城中村安置房社区——开展调查（表1，图1）。尽管两轮调查在不同地点进行，但改造前的猎德城中村在人口构成、建成环境、经济状况和管理体系等方面与其他城中村大体接近，因此两套数据具有可比性。调查组遵照等距抽样法，根据门牌号选取受访家庭，以入户访谈的形式填写问卷。两轮调查共派发问卷784份，回收有效问卷751份，有效率达95.79%。其中，城中村有效问卷共480份，猎德社区有效问卷271份。此外，为补充问卷调查数据，调查组于2011年3月至2013年7月期间在猎德完成33份半结构访谈，访谈对象包括社区工作人员、业主和租客。

表1  样本社区的具体信息

　　受访者分为三类群体：城中村村民、广州市民和外来人口（表2）。城中村村民是指拥有广州本地户口，征地后仍保留村籍的人；广州市民是指拥有广州本地户口但不具有村籍的人；外来人口是指没有广州本地户口且在广州居住至少半年的人。城中村样本和猎德样本的个人和家庭基本特征有所不同：在猎德社区中，城中村村民的住房自有率更高，劳动参与率更低，但收入大幅上涨；广州市民和外来人口的房屋自住率较低，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从事管理类、和专业技术工作的比例更高，收入也相应提高。需要注意的是，村民在猎德社区的收入远远高于在城中村的收入，是因为房屋租金和集体分红的大幅提升；市民和外来人口在猎德的收入远远高于在城中村的收入，主要是因为居住在猎德社区的市民和外来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层次普遍较高。

图1  调查所选取社区的空间分布状况

表2 调研社区所选样本的基本特征

　　参考其他相关研究的研究设计，本文对社区归属感、邻里交往和社区参与的测量方法如下：社区归属感通过“您认同‘我属于这个社区’的说法吗”的问题进行测量。邻里交往分为邻里熟悉和邻里互助两个层次，分别采用“您认同‘我认识社区里面的很多人’的说法吗”和“您认同‘我可以获得其他社区居民的帮助’的说法吗”两个问题进行测量。社区参与通过“您认同‘我经常参与社区的公共活动’的说法吗”的问题进行测量。调查的受访者需要针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采取五分类量表，如选择“非常同意”为最高分（5分），“非常反对”为最低分（1分）。此外，本文对环境满意度这一核心指标的测量方法如下：分别从住房面积、住房质量、邻里关系、社区服务、学校托幼、市场商业、交通、治安、卫生条件、康乐设施、小区绿化、物业管理共12个方面，请受访者进行满意度评分，最后基于12个分数算平均值并进行标准化，得出综合的环境满意度因子。上述方法在城市社区研究中已被广泛使用[42-45]，近年来也逐步被应用到我国社区研究中[24, 34, 40, 46, 47]。同时，本研究采用五分类量表，要求受访者根据各种具体明确的说法回答同意的程度，可以较为准确地衡量受访者的主观感受。

图2 基于社区的比较：社区归属感、邻里熟悉、邻里互助和社区参与

3 社区归属感、邻里交往和社区

参与的总体状况

　　我们首先测量城中村和猎德社区受访者的社区归属、邻里交往和社区参与程度（图2）。对于“我属于这个社区”的说法，高达62.0%的猎德社区受访者选择“非常同意”或“同意”，仅有34.0%的城中村受访者持相同看法。就邻里熟悉而言，超过一半的猎德社区受访者（52.0%）不同意“我认识社区里的很多人”的说法，这一比例接近城中村受访者的两倍（26.9%）。就邻里互助而言，猎德社区受访者认为自己遇到困难时可以获得邻居帮助的比例上升了11.7%，同时认为自己无法获得帮助的比例也上升了1.7%。就社区参与而言，城中村和猎德社区受访者的社区参与程度都很低，同意“我经常参与社区的公共活动”说法的受访者仅为12.1%和7.3%。由此可见，和城中村样本相比，猎德社区样本的归属感较高，对邻里互助的看法呈两极分化，但其对邻里的熟悉程度大幅下降，其参加社区活动的积极性依然很低。

表3 基于社区和社群的比较：社区归属感、邻里熟悉、邻里互助和社区参与

　　进一步比较同类群体在不同社区中的社区归属感、邻里交往和社区参与（表3）。就社区归属感而言，外来人口在猎德社区的归属感高于其在城中村的归属感，这可能是因为居住在城中村的外来人口大多为流动性强、定居意愿弱的农民工，而居住在猎德社区的外来人口主要为城市白领，其生活稳定且定居意愿较强。相对而言，村民的人员构成较为稳定，其对城中村和复建房社区均存在十分强烈的归属感。需要注意的是，市民在猎德社区的归属感反而低于其在城中村的归属感，这可能是因为猎德社区中这一群体的住房自有率远低于城中村的同一群体。

　　就邻里熟悉程度而言，城中村改造削弱了各类社会群体的邻里熟悉度，体现了原有封闭内聚的首属社会网络的瓦解。其中，村民的邻里熟悉度在猎德社区仍维持在较高水平，这是因为村民在回迁后依然维持着基于宗亲和地缘关系的乡土社会纽带，而其他两个群体无论是人口构成还是社会关系都经历全面的重塑。改造后租金水平大幅提高，付租能力较低的农民工和本地低收入者被排除在本地租赁市场以外，取而代之的是付租能力较高的租客。新搬来的租客完全具有都市人的社会关系特征，其社会网络不以所居住的邻里为中心[25]。其在复建房社区内的居住时间尚短，尚未建立社区内的关系网络。因此，猎德社区的广州市民和外来人口的邻里熟悉度远远低于在城中村的同一群体。

　　就邻里互助而言，城中村改造后，村民的邻里互助程度变化不明显，广州市民的邻里互助程度大幅下降，而外来人口的互助情况有所好转。市民的邻里互助减少是因为新入住的市民在社区内的关系网络尚未成形，其在日常生活中更依赖于来自社区外的社会关系支持。而外来人口的邻里互助情况有所好转，这可能是因为城中村的治安较差，本地人和外地人相互间存在较强的防范心理，“相见不相识”。在猎德社区，随着治安的改善和租客素质的提升，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就社区参与而言，三类群体的社区参与程度均处在较低的水平，猎德社区的社区参与度与城中村相比反而更低。究其原因，其一是猎德社区租客的职业层次和教育水平较高，他们既没有时间也不愿意参加社区内的公共活动；其二是猎德改造至今仍处在社区权力的交接期，村公司逐步退出社区事务的主导权，而居委会缺乏经费和威望，难以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其三是村民缺乏自发组织公共活动的能力和意识。

4 影响机制分析

4.1 社区归属感模型

　　我们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社区归属感、邻里熟悉、邻里互助和社区参与的影响机制，分别建立四组模型，并对总样本、城中村样本和复建房样本分别进行分析。在社区归属感模型中，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如果受访者同意“我属于这个社区”的说法则赋值为1，否则为0（表4）。三个模型的预测正确率在80%左右，说明模型具有较高的解释度。对于全部样本而言，“产权”、“居住年限”、“环境满意度”、“邻里熟悉程度”、“邻里互助”和“社区类型”是影响归属感的主要因素。“产权”对社区归属感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反映“有恒产者有恒心”，产权所有者有更强烈的归属感。归属感随居住年限的延长而提高，随生活满意度的提高而提高，这和朱（Zhu）[34]等的研究结果相吻合。邻里熟悉和邻里互助均和归属感呈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此外，控制了其余变量后，猎德样本的社区归属感显著地高于城中村样本。

表4 社区归属感的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

　　我们进一步对比城中村和猎德两套样本的模型结果。首先，对于城中村样本而言，产权所有者具有强烈归属感的发生比为非产权所有者的2.39倍；而对于猎德样本而言，前者的发生比为后者的10.25倍。这反映了猎德社区中产权对归属感的作用更强烈，其原因可能是城中村改造极大地提高了产权的价值。其次，“居住年限”仅对城中村样本的归属感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而对猎德样本归属感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猎德社区租客的居住年限普遍较短。第三，“居住满意度”仅对猎德样本的归属感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城中村的人居环境较差，而住在城中村的人（尤其是农民工）对居住条件的要求相对较低。最后，对于改造前的城中村和改造后的猎德社区而言，“邻里熟悉”和“邻里互助”均是影响社区归属感的主要因素。

4.2 邻里熟悉模型

　　在邻里熟悉模型中，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如果受访者同意“我认识社区的很多人”的说法则赋值为1，否则为0（表5）。模型解释度在71.46%和80.81%之间。对于所有样本而言，“居住年限”、“社区归属感”、“社区参与”和“社区类型”是影响邻里熟悉程度的主要因素。猎德社区样本同意“我认识社区很多人”的说法的比例只为城中村样本的48.2%，反映改造导致城中村封闭内聚“熟人社会”的进一步瓦解[48, 49]。此外，“婚姻状况”和因变量存在较弱的正相关，反映已婚人士有更大的可能性在社区内建立社会关系。

表5邻里熟悉程度的Logistic回归模型

　　我们进一步对比两套样本的回归系数。首先，“婚姻状况”对城中村样本的邻里熟悉度有显著的影响而对猎德样本的影响不显著，反映姻亲关系是城中村“熟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对于猎德样本而言，家中有未成年子女的受访者的邻里熟悉度是其他人的2.20倍。这反映了在猎德社区中，带子女到儿童活动场所玩耍是家长相互间交流的重要途径，这些条件在治安环境差且公共空间不足的城中村是不具备的。第三，对于城中村样本而言，受访者学历越高，其越熟悉周边的邻居；然而，对于猎德社区样本而言，受访者学历越高，邻里之间的熟悉程度越低。这可能是因为村民的邻里熟悉度较高，而外来人口的邻里熟悉度较低，村民在城中村的受教育年限（8.7年）和外来人口接近（9.1年），而在猎德的受教育年限（11.4年）远低于外来人口（14.3年）。第四，“居住年限”仅对猎德样本的邻里熟悉度有显著影响。

4.3 邻里互助模型

　　在邻里互助模型中，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如果受访者同意“我可以获得邻里的帮助”的说法则赋值为1，否则为0（表6）。模型解释度在67.90%和71.67%之间。对于总样本而言，仅有“社区归属感”和“社区参与”两个变量是影响邻里互助的主要因素。“与子女同住”和“人均家庭月收入”与因变量存在较弱的正相关，反映与未成年子女同住和家庭收入的提高有利于受访者获得邻居的帮助。其余个人和家庭变量在统计学意义上不显著。“社区类型”不显著，反映了在控制其余变量的情况下，猎德样本和城中村样本的邻里互助程度较为接近。

表6 邻里互助的Logistic回归模型

　　对比城中村和猎德社区两组样本的模型结果：“与子女同住”对城中村样本的邻里互助程度影响不显著而对猎德样本的影响显著，反映猎德社区的家长能够通过未成年子女建立邻里关系。 同样地，“受教育年限”和“人均家庭月收入”的回归系数仅在猎德社区样本中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猎德社区内各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和教育水平的差距远远大于城中村。此外，“社区归属感”和“社区参与”在两套样本中与因变量均呈显著正相关，但社区参与的作用在城中村样本中较强，而在复建房样本中较弱。

4.4 社区参与模型

　　在社区参与模型中，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如果受访者同意“我经常参与社区的公共活动”的说法则赋值为1，否则为0（表7）。模型的预测正确率均在80%以上，反映模型的解释度较高。对于全体受访者而言，影响社区参与的主要因素包括“年龄”、“性别”、“户籍”、“社区归属感”、“邻里熟悉”和“邻里互助”。首先，受访者年龄越大，其参加社区活动的积极性越低；男性的社区参与度是女性的1.64倍。其次，受访者在一个社区的居住时间越长，其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度越高。第三，广州户口拥有者参与社区活动的发生比是外地户口拥有者的2.44倍，反映获得本地户口有助于受访者以主人公的心态参与到社区事务中。第四，社区参与度随归属感、邻里熟悉程度和邻里互助可能性的提高而提高。第五，“社区类型”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反映猎德社区样本和城中村样本的社区参与度较为接近。

表7社区参与的Logistic回归模型

　　对比城中村样本和猎德社区样本的回归结果发现：“婚姻状况”对城中村样本的社区参与度有显著影响，但对猎德样本的影响不显著；“居住年限”仅对猎德样本的社区参与度有影响；“户籍”是决定猎德样本社区参与度的重要因素，但对城中村样本的社区参与度没有影响；“社区归属感”和“邻里互助”仅是影响城中村样本社区参与度的主要因素；相反，“邻里熟悉”仅对猎德样本的社区参与度有一定的影响。

　　总体而言，猎德社区的居民归属感高于城中村。改造打破了封闭内聚的熟人社会，但控制了个人和家庭变量后，对邻里间的互助程度和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影响不大。改造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区归属感、邻里交往和社区参与的影响机制。对于城中村样本而言，其社区归属感随在本社区的居住时间而提高，其邻里熟悉程度和社区参与度受婚姻状况的影响较大。对于猎德社区样本而言，居住满意度是影响其社区归属感的主要因素，与未成年子女同住、教育程度和居住年限是影响其邻里熟悉度的主要因素，人均家庭收入是影响其邻里互助的主要因素，户籍是影响其社区参与度的主要因素。此外，相对于城中村而言，猎德社区中归属感、邻里熟悉和邻里互助三者和社区参与的相互作用有所减弱。

5 结论

　　随着我国各大城市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快速推进，拆迁安置房社区将大量出现。城中村改造涉及到政府、市场和村集体多方力量的博弈，以及原住民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的转变，值得进行深入探讨，本案即为研究此一主题的一个尝试。同时，相较于传统社会学和环境心理学研究，本项研究聚焦于社区层面所赋予的空间维度，一方面强调了空间尺度与微观实证的结合，一方面强调了物质空间改造对社区情感的重塑机制，这也是此项研究力图实现的创新之处。

　　研究表明，城中村改造不仅带来物质更新和人口置换，更导致社区认同和邻里关系的重塑。由于产权的升值、居住环境的改善以及人口的更替，猎德社区的居民归属感远远高于城中村的居民归属感。改造对城中村封闭内聚的熟人社会造成冲击，居民对隐私性和匿名性的要求有所提高，家庭结构、教育程度和居住时间成为影响猎德社区邻里熟悉度的主要因素。由此可见，城中村改造促进城中村“村社共同体”的瓦解。不过，邻里互助和社区参与度并没有出现明显提升。家庭经济状况成为影响邻里互助的主要因素，户籍成为影响社区参与的主要因素，邻里互助和社区参与的相互作用有所减弱。因此，实现社区的团结互助和居民的积极参与应从提高居民经济条件和消除户籍藩篱等方面着手。对村民而言，其强烈的归属感和内聚的社会关系建立在传统乡土社会的基础上，其情感认同、人际交往和日常活动仍以宗亲关系和邻里圈子为中心。因此，城中村改造所带来的产权置换、管理机构的转变的和人员流动性的加大，很可能造成村民的不适应，甚至导致其失落感的产生和自我隔离。对外来人口而言，尽管其社区认同和关系网络具有都市人的特征，但由于非本地户口的制约，以及自身租客的身份，其参与公共活动的积极性和融入社区的意愿都很低，仅把社区作为单纯地提供住所的地域概念。因此，城中村改造的后续工作，应把重点放在复建房社区内各社会群体的社区融合上，强化社区归属感和凝聚力，鼓励居民对社区建设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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